前沿观察||黄平：“刺激-反应”人性论：新时期科学主义的兴起

“刺激-反应”人性论：

新时期科学主义的兴起

文 / 黄平

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秘书长。出版有《出东北记》等著作，即将出版短篇小说集《松江异闻录》。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2期，

感谢黄平老师授权转载！

摘要：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酝酿着一种全新的以“刺激-反应”模式为基础的人性论。这种“刺激-反应”人性论，一方面体现在金观涛、刘青峰作品中的“控制论”范式，即经由控制论，将系统想象为一种完全悬置价值判断的自反馈装置，“系统”被构想为依赖“反馈”来“自我调节”；另一方面又体现在张洁作品中的“行为科学”范式，即取消人与动物/机器的区别，将人理解为“刺激-反应”（或“输入-输出”）的对象。这两条线索共同代表了新时期科学主义的兴起。在这一历史阶段，金观涛等人试图寻找一种“科学”的方式，重建社会/系统。这种科学主义混杂着达尔文主义与实用主义，指向技术治理。

“物质在消失”，只剩下一些方程式。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叫做“技术”的东西也是建立世界秩序的方式。

——兰登·温纳《人造物有政治吗？》

虽然传统的观点支持哈姆雷特的惊叹，即“人多么像一个神灵”，但行为科学家巴甫洛夫则强调“人多么像一条狗”。事实上，这是一种进步。

——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

01

走向理性社会

《我的哲学探索》一书出版于1988年，金观涛在自序《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里回忆，“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1]。这一危机，金观涛概括为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2]。作者由此用“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一片混乱与绝对虚无”等来描绘内心的惊惶不安，甚至表示：“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3]

金观涛所经历的这场思想危机，显然不仅仅是哲学思辨的结果，他感到不安的“否定方面”，有现实中的对应物。金观涛的应对之道，是他所谈到的“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4]：“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形的力量，这就是科学理性……我下定决心，如果辩证法哲学是科学的，那么它必须彻底抛弃黑格尔式的思辨，而接受科学精神对理论构架的要求。”[5]金观涛之所以从“哲学”退向“科学”，是要寻找另一种思维模式来控制——无论是在思辨层面的还是在现实层面的——令他不安的否定性。在金观涛这里，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不是学院化的知识体系，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紧密勾连的转喻。

对于理解新时期文学起源乃至当代中国的历史逻辑而言，似乎与文学无关的“科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五十多年后重新审视金观涛这一思想转变，其征候意义愈发凸显，这一转变就像一处遗失在中国当代史深处的思想路标，遥遥地指向着我们这个深陷在“科学”中的世界。就笔者有限的视野而言，剖析这一转变，需要依托金观涛、刘青峰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以下作品：金观涛完成于70年代初的哲学札记；刘青峰执笔的《公开的情书》（署名靳凡，写于1972年，发表在《十月》1980年第1期）；金观涛与刘青峰合写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写于1971—1979年，发表于《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据金观涛自述，他曾将这一时期（1968—1970）思想的转变写成哲学札记，“这份札记断断续续，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6]。这份哲学札记无疑是理解金观涛思想转变最直接的文献，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张春田曾在2009年3月访谈过金观涛，在对话中后者谈到了这份哲学札记：“在1969年前后，他产生了用系统论来反思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笔记。”[7]金观涛本人认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从小说《公开的情书》中也可见出端倪，“这份札记在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思考者的形象”[8]。

小说《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春，由43封书信组成，男女主人公真真与老久分别以刘青峰、金观涛为原型。老久的心路历程和金观涛一致：“从立志学科学，到文化革命中思考现实，又由现实思考到理论、探索到哲学、最后又回到科学，我们走过了一条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路呵。”[9]在《公开的情书》中，“科学”成为老久与真真“爱”的媒介：“当我知道你开始看量子力学、仿生学、控制论等和你的教学工作无关的书籍时，我高兴极了。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你。”[10]在老久看来，“我们信仰科学，信仰辩证法，是因为我们认为生活应该进步，进步只有依靠科学”[11]。他甚至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释政治与社会：“科学给我们以力量，是时代使我们意识到，只有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用它们来考虑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12]

《公开的情书》从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思辨小说[13]，但细究起来，其中并没有多元的对话。贯穿小说始终的，就是老久和他的朋友将自己身处的社会局势理解为“宗教般的狂热”，并以“理性/非理性”来加以评判，代表“理性”的是“科学”，代表“非理性”的则是“哲学”。读金观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著述可知，他对非理性主义的忧思是一以贯之的，他还将自己的工作（1985年完成的《发展的哲学》、1986年完成的《整体的哲学》和1987年完成的《人的哲学》）视为“理性哲学的重建”，如他在《人的哲学》中所说，“重新整理作为人日常理性总结的哲学的时刻已经到来”[14]。和对非理性主义的忧思相伴随的，是《公开的情书》中那种精英感颇为强烈的激情。如老久写给真真的话：“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念：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将会产生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15]和这种精英观念相比，老久们对身边的普通人却很淡漠。当时的评论家就认为小说人物的“心离人民太远”[16]，是“贵族革命家”[17]。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李雪重新用社会差别的视野分析《公开的情书》，指出小说中隐藏了一个“情书前史”，其展现的只是片段式的“精英受害史”[18]论文。故而，基于精英观念，老久对“稳定”有一种渴望，希望以科学理性来结束现实动荡。

从科学理性和系统稳定的关系入手，金观涛、刘青峰的写作，顺理成章地转向对于社会系统的分析。刘青峰表示，“也就是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我们开始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性的反思，引进控制论方法，写下中国历史研究提纲。前面提到的《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的论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19]。《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在1974年5月完成第一稿，并在1979年6月、12月改完第二稿、第三稿。这篇文章后来被扩展为著名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1981年9月完稿，1984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史论战以来，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的讨论持续了几十年。在50至70年代，范文澜的观点在学界颇有代表性。范文澜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剥削者（地主阶级）与被剥削者（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的特征”[20]。也就是说，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之所以发展停滞，就在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范文澜还引用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判断：“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21]这一判断基本上也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的经典概括。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在新时期重新挑起这一话题，隐含着对这一史学传统的挑战。其重要的转变在于，分析视角从“阶级”转为“系统”。在以范文澜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强调的是“阶级”和“革命性”；而在金观涛与刘青峰的论述中，强调的则是“系统”和“稳定性”。实际上，任何以控制论为理论基石的理论，都在追求降低系统的熵值，让系统稳定有序而不是混乱。

理解金观涛、刘青峰的“超稳定结构论”，要厘清一个貌似矛盾的理论前提：超稳定结构论之所以批判“超稳定”，恰恰是为了“稳定”。在金观涛、刘青峰的控制论视野下，“超稳定”并不是真正的“稳定”，而是一定会走向振荡，“超稳定”唯有借助震荡才能使系统回归稳态。超稳定结构论的理论关键，是要以控制论、系统论的方式来理解并消弭震荡。在具体的论述中，金观涛、刘青峰作为新时期理论界的代表人物，承接着新时期话语的一个总体性结构，即将“文革”的肇因指认为“封建专制主义”[22]。从这一话语结构出发，金观涛与刘青峰的创新在于，凭借超稳定结构论将政治问题科学化，将“社会”理解为“系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理解为系统的诸种结构性要素，从“稳定性”这一角度对“系统”予以考量。

在超稳定结构论看来，可以将稳定性分为好坏两种。坏的稳定性就是“超稳定”，以绵延不绝的封建社会为代表，其特征是他们所命名的“一体化”的社会结构：

我们在本节中引入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简称“一体化”。一体化概念是从社会组织方式角度提出的。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互相沟通，从而形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23]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具有足够的弹性的：一方面它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要相互协谐适应；另一面又要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高度地一体化，用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相结合的强大调节能力去控制一切领域，这样强控制的后果必然是可悲的。因为它在社会稳定时期有效地遏制了新因素的萌芽，而它在解体时又采取脆性崩溃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是既不利于新结构的成长，又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一句话，一体化强控制不利于社会结构的进步。[24]

和这种“一体化”的社会结构相对应，金观涛、刘青峰推崇多元决定、动态调节的系统。在这种好的稳定性中，不存在政治性的一元决定，而是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并置的子系统彼此适应与耦合，达致动态平衡。在金观涛、刘青峰看来：“关键性的不同是：经济决定论所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容和形式，一个适应另一个，这是一种终极原因决定论。而我们提的三个子系统是同等重要的，它们之间的适应性表现为一个不可切割的功能耦合的网络系统。”[25]

当年反诘超稳定结构论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政治、经济、文化或是别的什么都只是子系统的话，那么子系统上面的系统是什么呢[26]？这个高于一切的系统，在金观涛看来就是现代社会结构。金观涛所提出的超稳定结构论，核心目的是想让社会结构“现代化”。那什么是“现代”呢？这个问题在金观涛这里是不证自明的，就是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社会。要想追求“现代”，中国人需要做的就是调节自身以适应这个系统。在1988年发表的《现代化与理性社会》一文中，金观涛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方案。该文第一句话就直接发问：“到底什么是现代化？”接着这个问题，金观涛介绍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由此将现代化概括为社会的理性化。但他并不满足于“工具理性”“形式理性”等层面的分析，而是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指认为“科学技术”。金观涛强调，“科学技术”不是一种工具或手段，是科学结构在推动着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为了论证这一点，金观涛在文中长篇累牍地分析“角色非个人化”这个现代社会的特征，他举了下面的例子：

任何一个工人只要学会某些操作，控制这些条件，不管他有无那素质，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与标准化浪潮一起，这种角色的非个人化立即波及到管理系统。企业家也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来要求管理人员。实际上，其他现代社会组织都从经济技术组织中获得结构性示范。例如，技术官僚就是用角色非个人化的标准来组织政治系统的结果。[27]

尽管直接讨论到技术官僚等角色的非个人化，但金观涛略过了韦伯理论中关键性的概念：科层制。在金观涛的构想中，科学理性将推动社会理性化，这一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正是科层制社会。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哲学札记、70年代的《公开的情书》，还是新时期的超稳定结构论，金观涛、刘青峰给出的方案一以贯之——走向理性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这套理论比他们反对的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更为激进[28]。这一理论一方面接过了韦伯对理性化的论述，另一方面略过了韦伯对“理性的铁笼”[29]的担忧。如果说金观涛、刘青峰的理论和韦伯的理论有所暗合的话，核心在于前者给出了一个“控制论的韦伯”：控制论所勾勒的系统，是一种完全悬置价值判断的自反馈装置，“系统”被构想为依赖“反馈”来“自我调节”。

02

《沉重的翅膀》中的“行为科学”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发表一年后，张洁在《十月》杂志1981年第4期发表了“改革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两部作品殊途同归地触及管理问题以及对“人”的全新理解。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以往多从史料与版本方面入手[30]。确实，对于当代文学的“修改”而言，《沉重的翅膀》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在1981年发表后的三年内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版本：一是《十月》杂志1981年第4、5期的初刊本（张洁自述该版在1981年4月16日脱稿，本文主要依据这一版本）；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的单行本（1981年11月修改）；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的单行本（这一版经两次修改，分别改定于1983年9月20日和12月13日）。三个版本的修改过程无疑折射出新时期文学场丰富的历史信息。

这种修改过程往往被指认为“改革”和“保守”的冲突，这类二元对立的框架，有时会遮蔽我们对问题复杂性的把握。这部小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前，据说“大改百余处，小改上千处”[31]，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修改，见于《十月》1981年第4期上的第10节（第92—107页），这十几页详细介绍了主人公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讲“人的管理”“对人的工作应该怎么做”，在后来的单行本中，这篇长篇报告的主要内容被删掉了[32]。

这篇长篇报告讲的是什么？不需要从小说里寻找答案，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来自现实生活中孙友余1980年5月27日到6月6日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孙友余时任该部副部长）和全国机械工会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发挥人的积极性的工作建成为一门现代科学》[33]。理解小说《沉重的翅膀》，比作者本人更重要的人物，正是张洁背后的孙友余，原杭州大学校长陈立（即小说中H大学的陈校长）就直接认为：“《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事实上就是孙友余同志。这篇作品曾获巴金文学的金奖（应为茅盾文学奖——引者注），许多事实，也都有实在根据的。”[34]张洁和孙友余的关系是著名的文坛公案，笔者在此不做进一步介绍。张洁曾用“爱屋及乌”这个词形容《沉重的翅膀》和孙友余的关系，“我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十五年前写《沉重的翅膀》，不过是爱屋及乌奋力而为”[35]。

作为“改革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对“改革”的理解就体现在这篇长篇报告中，体现在这一报告旗帜鲜明推崇的“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中，当时《读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就指出：

张洁同志的《沉重的翅膀》，就是一部反映工业战线吸取行为科学的科学原理，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长篇小说。尽管人们对这部作品还有不少争议，但它第一次提到行为科学这个现代管理学派，并把它贯穿于小说始终。它提出了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如何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如何在总结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西方行为科学中的科学部分为我所用的重大问题。从《乔厂长上任记》到《沉重的翅膀》，反映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正确表现企业管理现代化题材方面付出的艰巨努力和进步。[36]

细读这份报告，小说中的郑子云和现实中的孙友余在同一份讲话稿里，讨论的核心话题是“对人的工作究竟怎么做”[37]。这份报告批评了两种倾向：其一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其二是不讲思想政治工作的“经济人”思维，“好像已经按劳付酬了，只要‘钱’书记动员就可以了，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了[38]。既然不能向后看，也不能向“钱”看，那怎么办呢？报告给出的答案是走向“行为科学”：

人不单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影响生产效率的，除了物质条件外，还有人的工作情绪，而这种情绪是受社会和心理因素，如家庭、生活、人同人的关系等等的影响。这就开辟了企业管理中的一门新学科，叫做“行为科学”。因为它应用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许多方面的道理，是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从生产企业来说，它就是研究人的行为的规律，研究人的各种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人和人，人和群体的关系。[39]

如何理解这个作为“药方”的“行为科学”？这个概念的首次提出，源自1953年美国某基金会召集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名校的教授参与的一次研讨会。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行为科学”很难被准确定义，依据196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这一概念的表述：行为科学强调的是那些试图通过实证和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社会科学部分，“包括当代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大部分，以及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某些方面”[40]。整合诸种学科视角的，是“行为”这一范式，行为科学意味着通过“行为”来理解人、研究人。

对于行为科学的溯源，不能仅仅在管理学内部以学科化的方式来追溯，其思想源头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者指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渗透到很多人文科学中去，后来的‘行为科学’，就其起源而言，不能不归之于行为主义心理学。”[41]行为主义的逻辑，集中体现在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布鲁德斯·华生出版于1925年的《行为主义》一书，作者在该书开篇即批评了以“意识”为心理学议题的心理学流派：“行为主义声言，‘意识’既非可界定的，又非一个有用的概念；它不过是远古‘灵魂’（soul）说法的另一种表达。”[42]将“意识”驱逐之后，华生将行为主义指认为一门自然科学[43]，在《行为主义者的纲领》一节中，将人的行为理解为是“刺激-反应”的结果。

从行为主义开始，一切以“行为”为分析对象的行为科学，关注的重心都从人的内在世界转向人的行为，分享着一种“刺激-反应”人性论的基本假设。这一人性假设实际上取消了“灵魂”，将人的行为理解为受客观规律制约，也即意味着可以被科学地研究与控制。这种研究范式取消了人的独特性，华生在《行为主义》中向巴甫洛夫致以敬意，其“刺激-反应”模型正是将人的行为理解为条件反射。而巴甫洛夫学术思想的重要源头，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如苏联生物学家所总结的，“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是一位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44]。达尔文—巴甫洛夫这条思想脉络，无论是对于上一节分析的控制论，还是这一节分析的行为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人与动物/机器的区别被取消，并和动物/机器一样，被理解为“刺激-反应”（或“输入-输出”）的对象。

对人的理解的变化，蕴含着治理术的变化，这必然要落实在管理思想上。行为主义和行为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道”与“术”的关系，或者说，行为科学是行为主义的社会科学化。20世纪20年代，即华生《行为主义》出版的同一时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全国科学委员会在哈佛大学梅奥（又译梅约）教授的指导下，于芝加哥郊外一家制造电话交换机的霍桑工厂展开了行为科学史上著名的“霍桑实验”，梅奥也被视为行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所谓“霍桑实验”，是验证如何在物质条件之外，将人的主观因素转化为管理的要素。费孝通在《社会学和企业管理》一文中这样评价“霍桑实验”：“他们并不是个传统假定的‘经济人’，把金钱当作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而是个‘社会人’，在物质条件之外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45]而费孝通这篇文章，正是他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全国机械工会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开篇就以“副部长寻找社会学”为小标题，介绍了孙友余如何在座谈会前登门拜访，“研究怎样提高劳动积极性这个问题”[46]。费孝通由此回忆了1943—1944年访美期间与梅奥教授的交往，介绍了“霍桑实验”，认为梅奥“所讲的‘人的因素’，和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在企业管理上要着重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联得起来的”[47]。

行为科学之所以被倚重，正在于它契合了新时期的焦虑：如何找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激发人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诚如孙友余在讲话《把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发挥人的积极性的工作建成为一门现代科学》中核心论述的，要把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工作建设成一门科学。借助当年的提法，是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理解这一思潮，可参阅《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一书，该书由《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署名“孙友余、钱学森、费孝通、谭滔（系《光明日报》写作小组的笔名——引者注）等著”，收录了23篇文章，集中了一批领导与专家的看法。其讨论的重点，用现实中孙友余报告的话讲：“是要学会做发挥人的积极性的工作，要使思想政治工作建成为一门科学。”[48]用小说《沉重的翅膀》中的话讲：“目的是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力，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49]当时被孙友余借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研究者凌文辁[50]说得很直接：

除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还应该借助于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原则和方法，研究出一套人的管理学。对人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使人按照我们所预期的目标去行动。简言之，就是控制人的行为，我们叫它“行为控制”。[51]

有意味的是，行为科学这一逻辑带有浓郁的达尔文主义的味道，比如凌文辁强调环境的重要性：

人的复杂行为是由一系列简单的要素组成的。如果我们能对行为的每一简单的要素，都设法给予定向控制，那么就可以达到控制行为之目的。我们可以预先设计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通过一系列层次性的阶段，可以将行为引导到预期的最后状态。[52]

这种思维方式不唯凌文辁所独有，比如《研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一文中，作者吴先业直接给出了一个公式：“行动的结果——支配行动的思想——产生思想的条件，用这条分析式可以解释一切智力正常人的任何行为。”[53]其思考的重点，落在“产生思想的条件”，也即环境上。就像在达尔文主义中动物的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一样，人的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也被理解为一种正/负反馈。具体到凌文辁的文章，他用的词是“强化”[54]（正是行为主义的核心概念），并将其区分为“正强化”与“负强化”，以此对某个行为进行奖惩。这和控制论的思维一致，强化以及正强化、负强化，就是控制论中的反馈以及正反馈、负反馈。无论是这一节讨论的行为科学，还是上一节讨论的控制论，人都沦为系统中的工具化要素，一种客体化的“刺激-反应”对象物。

03

走向理性社会

从金观涛到张洁，准确地说是从金观涛到孙友余，这些学界与政界的精英，分享着同样的思想背景：寻找一种“科学”的方式，重建社会/系统。如前两节所勾勒的，在他们的认知框架中，有以下要素彼此交叠。

其一是“科学”。他们对于“科学”的推崇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分裂中：“科学”既被视为对“政治”的超越，同时又是高度政治性的，科学技术填充了信仰的位置，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社会被想象为“现代”社会。

其二是“系统”。他们普遍分享着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将涌动着杂多的利益、意志与情感冲突的人类社会抽象化为价值中立的系统，这种系统论思维和科层制的关系颇为微妙。

其三是“反馈”。对于“系统”而言，稳定成为自身的目的，而稳定依赖着系统的正常运转，也即通过反馈来控制熵，避免任何信息的混乱（按照维纳等控制论专家的看法，包括人在内的有机体都可以理解为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控制论还是信息论，都是为系统论服务的。

以上认知框架，勾勒出科学主义在新时期的兴起与特征。这一时期的科学主义混合着达尔文主义，例如刘青峰所引用的郭正昭的研究就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中国科学主义初步勃兴的标志”[55]。从控制论到行为科学，分享着一种笔者概括为“刺激-反应”人性论的立场，人们对生物、自然的理解被直接用来处理人类与人类社会，“系统”扮演着“自然”的角色。

金观涛、刘青峰介绍过他们的理论源自英国控制论学者艾什比[56]：“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这个理论是控制论专家艾什比在五十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来的。”[57]超稳定结构论将艾什比对有机体系统的分析，直接横移到对社会系统的分析上。金观涛很看重艾什比控制论对“稳定”的理解，并引申后者的理论，认为“稳定”意味着“适应”：

我们知道，“适应”本来是一个重要但多少有点含糊的概念。生物体适应环境，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适应一般是用于表示一个整体中两个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部分相互关系的重要形式。一旦发现了适应与稳定机制的联系，就意味着“适应”这个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可以清晰地把握了。[58]

在此基础上，金观涛直言不讳地将“适者生存”从自然界直接挪用到人类社会：

艾什比没有敢涉及人类意识中那些高级的目的性。他只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那些作为本能的“目的性”的起源（金观涛在后面举的例子包括飞蛾趋光、蚂蚁回巢等——引者注）……因而，只要引进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观点，问题就解决了。[59]

当年有学者已经指出超稳定结构论将导向“社会达尔文主义”[60]，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控制论的隐秘联系——前者思考的起点，就是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类比。自《天演论》发表以来，几乎在中国社会每一次危机与变革的时刻，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会出现。但晚清时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中国被推上了世界竞技场的时刻，严复、梁启超等人在“保国保种”的背景下强调“群”的重要性，强调“平内竞以争外胜”[61]。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为喻，严复、梁启超强调的是，中国人在种群的意义上应该团结起来，取得对其他种群的胜利。而金观涛以控制论重塑科层制系统，则将社会达尔文主义隐匿在科学理性的面目下，最终推导出一种“适者生存”的理性主体。

对于“适者生存”的理性主体而言，“灵魂”更像是某种“空谈”。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描写：

我认为许多学科都有助于我们从社会的各种角度研究人，做好人的工作，发挥人在四化中的作用。因为人的思想是客观社会的反映，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不能不研究一个人生活的环境，比如历史、文化、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劳动环境、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的习惯和修养。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者，不要再空谈什么生命线、灵魂了好不好？

讲得不错！老伙计！郑子云很满意。[62]

不过，张洁本人或许不会同意这种对于“灵魂”的判断。小说《沉重的翅膀》中其实隐藏着两种对于“人”的重视：张洁式的与郑子云/孙友余式的。在张洁看来，郑子云革命的动力是“爱”，小说中郑子云这段话颇为著名：“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向往革命的？既不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看了《资本论》，而恰恰是因为看了一本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爱的教育》。它使我相信并去追求真、善、美。”[63]这段描写显然是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逻辑延续。而对郑子云/孙友余来说，无论是小说中的报告还是现实中的报告，他们都认为：“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就必须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要善于使每个人想到自已对社会的贡献，认识到自已工作的意义、价值。”[64]要注意到，这种“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虽然是从人出发的，但并不一定导向人文主义，接下去的话是：“充分调动他的主动性、积极性。”[65]也就是说，行为科学对人的重视，是基于一种服务于“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的心理学。张洁还是以作家敏锐的直觉，在小说中把握到了这种分歧，叙述者觉得郑子云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似乎只是一个按编好的程序在运行着的电子计算机，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呢？却总是被郑子云用什么东西遮住，谁也猜不透他真正在想些什么。”[66]

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一度是并肩前进的同路人。《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也是真诚地想做好“对人的工作”。然而，对行为科学的理解与引入，终究带着新时期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深入到行为科学的核心逻辑。实际上，行为科学最终一定会取消人的主体性，它和人文主义必然走向分裂。行为科学的代表性理论家斯金纳直接讨论过“人是什么”，他的观点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来颇为激进，即“有关自由与尊严的文献所捍卫的人”正在消亡，而“这种意义上的人早该消亡了”[67]。在斯金纳看来，人和动物并无区别，都是环境的产物，并没有什么自由的心灵：“传统的观点一直把行为归因于自主人，而当行为科学采用了物理系和生物系的策略，自主人就被环境取代了——正是在环境中，物种才得以进化，个体的行为才得以塑造和维持。”[68]沿着这个逻辑，斯金纳取消了人的内在性，认为“诉诸心灵根本解释不了任何东西”[69]。

正如斯金纳的观点所揭示的，控制论、行为科学乃至于一切科学主义思潮，终究在以下两个主题上聚合：“控制”与“自由”。这类思潮的一个着力点，是要打破“人”的界限：向历史追溯，借助达尔文主义取消人和动物的区别；向未来展望，借助人工智能理论取消人和机器的区别。比如斯金纳着力批判的“自主人”（autonomous agent），这个概念比“人”要大，是一个在后来被明斯基等人工智能思想家所阐发的概念。在这样的理论中，人成了“环境/系统”的一部分，斯金纳在《科学与人类行为》一书的结尾就直接指出：“人是不自由的假设对于科学的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的应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70]

斯金纳这种看法，在新时期引入行为科学之前，曾经被中国学界所批判。骆传芳（芝加哥大学博士，时任中山大学西语系教授）在《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1期上曾撰文批判斯金纳的《科学与人类行为》，将这一理论视为机械论。骆传芳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的观点，并就此指出，斯金纳“坚持要用物理科学的尺度来衡量人。但人是有思想、意识、感情、意志活动的生物，也是有语言、有历史、社会文化的社会成员。绝不能把人当作物，当作机器”。这一看法带有革命的意志论背景，强调人在客观规范面前具有自觉的能动性。骆传芳在文章结尾认为，“这种论调仅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而不利于广大群众”[71]。在笔者看来，这种对斯金纳的批评略显苛刻。公允地说，斯金纳的理论蕴含着某种解放性，他曾以一项对美国白人的调查为例，指出不能从本质化的角度理解人，讨论诸如“黑人自身的某种东西”，而是应该转向讨论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一思路蕴含着反种族歧视思想[72]。行为科学将焦点从“人”本身转向“环境”，这暗合于“体制改革”的思路。在同一种逻辑下，也包含着对“文化”的重视，因为“文化”也属于塑造“人”的“环境”之一，正如斯金纳所讲的，“改变文化比改变个体更有效”[73]。有趣的是，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文化热”，都构成了新时期的重要维度。

不得不说，这种思路的哲学背景是实用主义，它素来与对科学和进化论的推崇密不可分，因此，“有时也被解释成一种技术哲学”[74]。这就形成了一条有意味的思想脉络：从华生的行为主义追溯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华生是杜威的学生，而达尔文对杜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实用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特别契合的地方在于，达尔文主义所勾勒的“进化”，是一种“适应性进化”，即以“适应”为前提的条件反射式的进化。人们可以就此发问，在这种适应性进化中，价值的位置在哪里？进化的方向，是否就只能是系统所预设的方向？诚如查尔斯·莫里斯所言：“由接受生物进化论而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人类的心灵、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本性、人类的道德如何在进化论的立场中得到解释？这是实用主义者要解决的中心问题。”[75]

这些问题也困扰着后来的金观涛。在《关于意识的哲学思考》（2009）一文中，金观涛首先回顾了行为主义与控制论、系统论互相交融所形成的范式：“195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范式开始和控制论、系统论互相交融，结下了丰硕的思想果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行为的结构（黑箱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代替本质，使得有机体的行为（如对内稳态的调节、适应、试错和学习）均成为可以用机器模拟的东西。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研究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今日人类在计算机仿真和人工智能中取得惊人的进步，都缘于这一范式转化带来的革命。”[76]但此时的金观涛对这一范式有些犹疑，他认为对意识的“科学”解释并不能真的解释意识，在科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哲学方法。和1968年的青年金观涛相对照，这一转向无疑意味深长。

面对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金观涛等学者在2019年出版了《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一书。在该书序言《重建真实性哲学》一文中，金观涛认为“真实性的丧失，正是‘赛先生’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梦魇’”[77]。据此，金观涛提出“真实性哲学”的概念，以此描述真实性的三个层次：客观存在的真实性、道德价值的真实性、终极关怀的真实性。金观涛认为，这三个层次的真实性在今天趋于瓦解，“真实性三层次的同时存在是生命尊严所在，在一个真假不分的社会中，生命毫无意义可言”[78]。金观涛在这里使用的“真实性”，笔者认为对应的英文是“authenticity”，用我们更熟悉的译法，是“本真性”。遥想当年，刘青峰曾认为“思想解放派的理论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立场上的”[79]，而从新时期的科学主义，经历四十余年走到对于本真性的追寻，这一思想轨迹令人感慨。

当下的金观涛似乎回到了“主体的自由”的立场上，在《反思“人工智能革命”》一文中，他强调人类和动物的区别，认为二者的区别是“使用语言”：“如果没有自由的主体，人只是对外来刺激做出反应，并通过反应效果的反馈来改变神经网络结构的自动机，根本不会发明符号并用它来表达对象。”[80]有意味的是，一方面，金观涛批评“人工智能”忽略了“主体的自由”，并将后者视为“被忽略的内核”；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放弃其科学立场，认为“科学之所以带来种种问题，恰恰是因为科学精神的丧失”[81]，科学理性的问题是被异化为了“技术”[82]。

金观涛区分“技术”与“科学”，而从海德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正是“技术”在包括科学在内的诸种现代领域中起着支配作用。马尔库塞在其著名的《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1941）一文中指出，“它（技术——引者注）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流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表现形式，一种控制与支配的工具”[83]。而在技术哲学看来，“技术几乎总是与科学相区别：据说科学旨在认识世界，技术则旨在控制或操纵世界”[84]。和去政治化的框架相反，技术哲学始终在社会关系中理解技术，如兰登·温纳在《人造物有政治吗？》一文中所言，“技术变革包含着一整套的人类动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并非是最小的方面）就是，某些人意欲支配另外一些人”[85]。

回到金观涛，他在当下之所以要区分诸种真实性，正是因为科学主义所理解的人性遮蔽了人之本真性。博弈的焦点，落在本文所概括的“刺激-反应”人性论，科学主义试图以“刺激-反应”来理解人性，不承认人性的本真性。米切姆在《技术哲学》一文中概括得很清楚：“控制论宣称要把客体归结为过程。一个事物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如何行为的。”[86]有意味的是，技术是以程式化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为的，这其实也正是科层制的方式[87]。

在出版于2022年的《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一书序言中，金观涛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不无感慨地写下这个结尾：“我想问的是：我们用一生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部分答案，会随着自己这一代人的消失而中止吗？我希望从青年一代中听到回答。”[88]笔者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不敢忝列青年，但金观涛用一生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理解技术治理，在这一治理秩序中又如何理解人是什么？人与动物的区别，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生命与技术的主题已经成为今天无处不在的现实。在这段时间，张洁在海外逝世的消息传来（孙友余已于1998年去世）；金观涛则暮年变法，出版《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始终保持着前沿的思考。笔者未必完全认同这一批新时期先驱者四十年前的看法，但非常尊重那代人探索民族道路的痛苦与真诚。也许最好的致敬，就是不断批判性地回望，回望历史这台机器的履迹，凝视其机器般的面容。

注：本文最早的构思，来自于2015、2016年左右对新时期三论大讨论资料的梳理，成稿于2021年7月-2022年4月，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2期。

注释

[1][2][3][4][5][6][8][14][59]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第13页,第16页,第16页,第22页,第22页,第22页,第76页,第256页。

[7]张春田:《“真正的思想创造并不惧怕黑夜”——金观涛、刘青峰访问记》,《粤海风》2010年第2期。张春田教授告之笔者,本文引述的这段话系金观涛原话。

[9][10][11][12][15]靳凡:《公开的情书》,《十月》1980年第1期。

[13]比如朱寨在《文学的新时期》(《十月》1983年第2期)一文中的看法:“对于这部作品,不应该作为一般小说来要求。它不注重人物外部形象的全面刻画,没有精心结构的故事情节,而是人物灵魂的画像,思想感情的直接表述,往往带有思想宣言或阐发人生哲理的特点,这种作品往往出现在思想变革的关头、即所谓思想或哲理小说。”

[16]阮铭:《让思想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评〈公开的情书〉》,《十月》1980年第5期。

[17]黎辉:《勇敢探索中的失误——重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作者还指出:“她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有她、她的家庭以及她的朋友和‘仇人’;喋喋不休的,只是她个人以及她那个狭小圈子人们的苦闷、不平和悲辛!至于其人物,不管是分配在农村,并有机会在山乡到处‘流浪’写生的老嘎,还是居住城市、分在工厂、具有远大抱负、巨大能力的老久,抑或是那位呆在农场的神秘‘超人’老邪门,也都没有片言只语谈到他们周围工人、农民群众的灾难情况!这大概不能说是疏忽,而是反映了他们与人民群众的疏远与淡漠。”

[18]李雪:《七十年代与〈公开的情书〉》,《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另可参见高松《1970年代的青年思考者——以〈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为例》(上海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王逸凡《20世纪6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史生成——〈公开的情书〉史料研究(之一)》(《文艺争鸣》 2021年第10期)等论文。

[19]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 2009年第3期。

[20]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

[2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页。

[22]代表性的文章是黎澍论文《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此外,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一文开篇提到,是现实“把这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

[23][57]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页,第13页。

[24]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第197页。值得补充的是,金观涛、刘青峰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社会也理解为是一体化结构:“1840年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一体化,与它耦合的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形态。1956年中国再次完成了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三个子系统的整合,社会组织方式是毛泽东思想与政治结构一体化,和它耦合的经济系统是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

[2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金观涛、刘青峰集——反思·探索·新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26]吴筑星、林建曾:《让什么光照进历史科学领域?——与〈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作者商榷》,《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1第4期。

[27]金观涛:《现代化与理性社会》,《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6期。

[28]针对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论,贺桂梅指出:“如果说‘超稳定结构论’构造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应该说,其所以‘新’的关键在于‘文化’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贺桂梅就此勾连了超稳定结构论与韦伯命题的关系:“而一旦‘文化’被作为一个新的并且是重要的维度纳入社会结构的思考时,无论是否意识到韦伯作为一种理论典范的存在,这种思考方式都必然会导向一种韦伯式的文化决定论。”(《“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59页)贺桂梅的分析并不是专论超稳定结构论,而是借此讨论现代化理论如何在新时期显影,她比较强调从韦伯经由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向金观涛、刘青峰超稳定结构论的转变这一“现代化”线索。金观涛曾经回应过他和韦伯理论的关系,强调他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反对文化决定论,在访谈中他谈到,“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对该问题的回答视为经济决定论,那么韦伯学说则属于广义的观念决定论。我之所以重视系统论,是因为不想陷于任何一种单因素决定论”(马国川:《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经济观察报》2008年4月28日)。

[29]韦伯“理性的铁笼”的相关论述,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惠美、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参见苏奎:《〈沉重的翅膀〉的“沉重”修改》,《中南大学学报》 2014年第5期;吴秀明、章涛:《“获奖修订版”生成与当代主流文学话语的规范/妥协机制——以〈沉重的翅膀〉和〈白鹿原〉的修订为例》,《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金宏宇、徐文泰:《“改革文学”是如何“炼”成的——以张洁〈沉重的翅膀〉的版本变迁为考察对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31]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32]《沉重的翅膀》的修订版删去了郑子云长篇报告的部分内容,也删去了“行为科学”这一概念。这来自张光年的建议:“我提醒她:谈‘行为心理学’地方,易被误解为代替政工,以改掉为宜。”(参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33]孙友余在同年10月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第七期企业管理研究班中再次介绍过该报告,文字稿见于上海科技干部进修学院编《科技管理参考资料》第1辑(上海科技干部进修学院内部资料1981年版)。

[34]陈立:《行为科学在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为悼念孙友余同志而作》,《应用心理学》1999年第1期。

[35]张洁:《可怜天下女人心》,《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勇气吗》,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550页。

[36]鲁和光:《谈现代管理科学——从两本小说讲起》,《读书》1983年第1期。

[37][38][39][49][62][63][64][65][66]张洁:《沉重的翅膀》,《十月》1981年第4期。

[40]张杨:《以理性的名义:行为科学与冷战前期美国的知识生产》,《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对于行为科学的梳理,参见凌文辁:《行为科学在中国》,《战略决策研究》2010年第3期。

[41]李维:《导读》,约翰·布鲁德斯·华生:《行为主义》,李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42][43]约翰·布鲁德斯·华生:《行为主义》,第3页,第12页。

[44]В.Ф.米列克:《达尔文主义在巴甫洛夫学说中的创造性的发展》,戴显声译,《生物学通报》1955年第4期。中译文献还可参见A.H.斯杜奇茨基:《达尔文主义在巴甫洛夫著作中的发展》,常学斯译,中国科学院1953年版。

[45][46][47]费孝通:《社会学和企业管理》,孙友余、钱学森、费孝通、谭滔等著,《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第99页,第103页。

[48]孙友余:《把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发挥人的积极性的工作建成为一门现代科学——1980年10月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第七期企业管理研究班的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9期。

[50]凌文辁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80年3月应孙友余之约借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后任暨南大学教授。

[51][52][54]凌文辁:《心理学与企业管理》,《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第117页,第120—121页,第120页。

[53]吴先业:《研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第65页。

[55]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1895—1911)——近代科学思潮社会冲击研究之一》,(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下册,1972年。

[56]熟悉金观涛著述的读者,会发现其控制论理论受艾什比影响最大。在金观涛作为第二译者翻译的《大脑、机器和数学》(M.A.阿尔贝勃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译者序中,译者将控制论分为三个阶段,将维纳《控制论》视为第一阶段的代表,将艾什比《大脑设计——适应行为的起源》视为第二阶段的代表。《控制论》作为该领域开山之作,代表控制论第一阶段的发展并无争议,而《大脑设计——适应行为的起源》的学科地位,在金观涛这里被显著地看重。金观涛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三位译者之一参与了该书的翻译,并发表书评《一本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著作》(《读书》1985年第1期)介绍该书。

[58]金观涛:《一本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著作》。

[60]吴筑星、林建曾指出:“虽然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但在这一大前提下,人类社会更有与自然界相异的特殊性。把达尔文研究生物界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中的理论套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就会犯‘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让什么光照进历史科学领域?——与〈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作者商榷》)

[61]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67][68][69][72]B.F.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页,第198页,第209页,第213页。

[70][73]B.F.斯金纳:《科学与人类行为》,谭力海、王翠翔、王工斌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21页,第421页。

[71]骆传芳:《对斯金纳〈科学与人类行为〉的新机械论的批判——兼论“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1期。

[74][84][86]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张卜天译,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第31页,第30页。

[75]C.莫里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孙思译,《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

[76]金观涛:《关于意识的哲学思考》,《科学文化评论》 2009年第3期。

[77][78][81]金观涛:《重建真实性哲学》,金观涛等著:《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第2页,第10页。

[79]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4月号。

[80][82]金观涛:《反思“人工智能革命”》,《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第142页,第145页。

[83]马尔库塞:《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高海青、冯波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85]兰登·温纳:《人造物有政治吗?》,刘国琪译,《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第187页。

[87]笔者这一看法受到休伯特·德雷弗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宁春岩译,《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第341—371页)一文的启发。

[88]参见金观涛:《序言:开放社会的理想》,《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Ⅶ—ⅩL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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